二次革命论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列宁主义;中共三大;革命;蔡和森;无产阶级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中共党史

蔡和森是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主编,他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并且赞成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三大后,他撰写的多篇文章中记述了中共三大会议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党史资料。

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布哈林明确表示,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没有错,错在中共领导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1930年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上,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被批判,此后,对陈独秀的批判持续了半个世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学者写文章探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但迄今为止,此问题仍没有解决。例如,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与“二次革命论”是什么关系?陈独秀一开始就主张“二次革命论”吗?陈独秀在什么情况下提出“二次革命论”?陈独秀本人是否修正、抵制了“二次革命论”?等等,这些问题,涉及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涉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责任归属,也涉及中共党史研究、大革命史研究的科学化,因此,是当代政治学基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向中共旅俄支部作了长达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回顾和总结了从中共一大到四大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一、“二次革命论”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文章对建党初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他认为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以往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亦即是缺乏有很好组织、很好政策的阶级势力”。然而“工人阶级独立斗争也是不能得到胜利的”,如“欧美各国工人运动的失败,即在没有抓住他的同盟军”,中国二七罢工的“教训就是孤军奋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不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而参加,附属于资产阶级,而是为阶级的利益而去参加民族革命,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他还强调对马列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应当运用到各国去,应用到实际上去才行,要在自己的争斗中把列宁主义形成自己的理论武器,即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才行”。明确地提出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是他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

所谓“二次革命论”,即强调目前中国进行的国民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因此,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强调弱小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必然发生分裂,共产党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思想是舶来品,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摘自2011年7月3日《深圳特区报》,原标题为《蔡和森:最早叫出“中国共产党”》)

1.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二次革命论”的种子

作者简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夏来华,推动了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秋天,马林第一次与陈独秀接触,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2月,马林在张继介绍下,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与孙中山会谈,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战线,但孙中山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不足以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但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为什么主张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呢?他认为:

姓名:钟润生 工作单位:

共产党离开国民党前景暗淡。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莫斯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谈到陈独秀等人反对该提议的情况:“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党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这些共产主义小组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那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①

党是个早产儿。马林认为,共产党力量弱小。中共三大结束后,1923年6月20日,马林在广州给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写信说:“党是个早产儿(1920年诞生,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这个事实一直对党产生影响。”“有人”,指维经斯基。②马林的观点来自孙中山,蔡和森说:“孙中山不承认有C. P. 的党。”③

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既然共产党力量小,就不足以领导中国民族运动。因此,马林认为,目前中国只能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张国焘1923年11月16日给维经斯基、穆辛写信:“马林的观点如下……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

1924年7月3日,张继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四十次会议上说:“鲍罗廷说过,再过一百年后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就不需要它。”

国民党与工人群众联系密切。国民党为什么可以领导国民革命呢?共产党为什么应该加入国民党呢?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马林强调国民党与工人联系密切:“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当中,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今年1月海员大罢工期间,我清楚地看到工人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情况。”④

反对在国民党内部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马林在中共三大前给拉夫斯坦写信说:“我坚决反对改变政策,如果要在中国实行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⑤马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250人,必须和国民党合作,并放弃独立性。

马林将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

实行“革命的机会主义”。1923年1月6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说:“我认为,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表明有必要继续实行以往的策略。可以谈革命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在一定的程度上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并承认它。我们没有别的出路……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这样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我们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并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⑥

马林这段话有几层意思:1.“把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原则”,即目前中国只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将来的事情。目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马林避而不谈;2.“我们应该提出自己的口号,表明自己的政治性质”,即共产党提出自己的口号,与当前的运动无关,作用仅仅是将来在中国阶级分化的危险时刻,“有可能在国民党大会上表明自己的观点”;马林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手”形式,理解为在“国民党大会”上分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形式是一个幻想;3.中国共产党目前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等阶级分化后,再“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

参考了爪哇泛回教联盟的经验。马林为什么主张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党内联盟呢?1935年8月19日马林对伊罗生说:“我只是以自己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为依据。泛回教联盟是爪哇宗教混合一起的群众组织形式……泛回教联盟松懈的组织形式,导致我们社会民主同盟的印度尼西亚人、爪哇人、马来人的影响迅速增长。……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在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⑦马林强调,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最先不是共产国际提出来的,而是他依据自己在爪哇的经验提出的。

2.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二次革命论”的结胎

马林的意见争取到了布哈林等人支持,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

布哈林: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在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留在国民党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基本的组织问题。我赞成留下,任何一位同志都不会对这种必要性提出异议……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⑧

布哈林认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回避了当前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没有把民主主义革命看成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阶段。

国民党“居于领导地位”。1922年7月30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以共产国际文件形式支持了马林的提议,并对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批评:“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无产阶级同这一组织之间甚至有内部联系……可是我们在那边的同志却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形势去加强联系工人群众。他们推行宗派主义政策,而把自己毫无起色的工作和背离群众迫切利益的现象归咎于什么非法地位。”⑨

该文件明确地说“居于领导地位的孙中山的党”,即强调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处于领导地位;“对工人阶级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强调国民党对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上的影响。这个观点,实质是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领导权。

1930年1月25日,张国焘在第一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时说:“共产国际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参加民族运动,但这并不是说它应当充当尾巴,而是说它必须领导民族运动。”⑩前一句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话,后一句是张国焘个人的解释。

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国民党的重要。该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合的。

共产国际决议:工人运动尚不强大。1923年1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说:由于国内工人运动尚不强大……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不要迷恋培植共产主义。斯大林1923年8月签署俄共中央政治局记录: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这个思想,即将当前的民主主义革命与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思想一致。

3.共产国际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共产国际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党、工农党,是一个接近共产党的革命组织。如:

季诺维耶夫:国民党是人民党。1923年11月26日,针对蒋介石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答复说:“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然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是一个很强大的因素。”

斯大林:国民党是工农党。斯大林曾在《列宁主义问题》中说:“共产党应该从民族统一战线之政策转到工人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之政策。在这些国家中同盟形式,可以采取统一的政党,如国民党式的工农党。”

国民党是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作出决议说:“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的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这个决议,已经接受了到莫斯科的陈独秀的影响。

此外,共产国际同意这个策略,考虑到了苏俄的外交利益。1922年越飞来华担负与北洋政府建交的使命,因为外蒙古驻军和中东铁路问题,越飞与北洋政府谈判失败。越飞在吴佩孚、孙中山中间选择合作伙伴,由于吴佩孚在二七罢工中暴露了反动性,加上中共刚刚成立,无法与中国几股政治力量抗衡,苏俄最终选择了国民党为合作伙伴。1922年7月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应该明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革命,各种对外政策问题也是与此相联系的……我还是把决议中包括关于对苏俄的政策的话加进决议之中,因为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这样做,”布哈林的话说明,苏俄在选择国民党作为同盟者时,是考虑到苏俄外交政策和苏俄国家利益的。

二、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一开始激烈的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当前的革命运动,因此,他开始是抵制“二次革命论”的。“二次革命论”的本质,即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国民革命。

1.反对加入国民党

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1922年4月22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提出了六条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陈独秀不同意站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达林:共产党反对加入国民党。1922年5月,陈独秀在广东主持中央干部会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参加会议的C. A. 达林1975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党还是反对加入国民党。”

2.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二次革命论”

1922年7月,为了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趁马林回莫斯科期间,紧急召开了中共二大,反对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如:

农民是革命运动中最大要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的运动中的最大的要素……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

工人们将成为革命领袖军。“工人们的组织近来亦见迅速的扩大。而且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会发展无已的。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

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我们要知道: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于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来做他们的附属品……在民主的战争期间,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中共二大强调在“本党旗帜下”进行战争,即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肯定了与民主派联合的必要性,说:“为人民幸福计,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陈独秀等人这个时候已经预计到,民主派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迟早要和共产党分家。因为:“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

该决议案表明,中共二大肯定了与资产阶级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必要性,提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陈独秀并不主张“左”的跳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反对在其旗帜下进行民主主义革命。

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中共二大通过的《宣言》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中共二大宣言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即刻成功”表明,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分割的两个阶段。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即考虑到实行“第二步奋斗”,这个思想,没有一点“二次革命论”的痕迹!

中共二大一系列文件反对混合阶级组织,强调在共产党的旗帜领导下,进行当前的战争,并通过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些观点,不仅无“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相反,反对了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认可的“二次革命论”。

三、陈独秀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

由于马林的意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经过争论,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命令”,为接受“二次革命论”奠定基础。

1.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

马林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张国焘回忆说:“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张国焘说,1922年8月,西湖会议“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二大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这样,马林不动声色,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间接地否定了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张国焘说:“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这句话表明,马林本意是否定二大,但因自己是少数,所以回避在会议上公开否定。

十几年后,马林回忆他为什么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说:“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爪哇的经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以及南方无产阶级组织在民族主义路线上所处的有利地位。”马林言下之意,他的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不仅决定于爪哇的经验、国民党的状况,还与中共二大决议有关。这个解释不符合事实,因为中共二大决议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

西湖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后被迫接受马林提议。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上与马林有过激烈的冲突:“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

陈独秀本人在文章中也谈到自己在西湖会议上,考虑国际纪律,勉强接受了马林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但马林三十年代否定自己在西湖会议上与陈独秀等发生冲突,他说:“主要问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马林的回忆,遭到托洛茨基的质疑。

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中共二大的决议,与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产生了明显的冲突。1922年8月,拉狄克在莫斯科主持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共产国际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将随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日益明显的分裂而成长。分裂之前,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这个指令,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组织”,指示中共在分裂前,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支持国民党,把中共和无产阶级利益放在次要的地位,从而根本上否定了中共二大决议案。

陈独秀到莫斯科后改变了态度。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报告,是在国内写好,由刘仁静在会上用俄文代读,该报告说:“今年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共产党和前几年它还只是一个派别和一个教育组织时的情况比,今后将会取得很大的发展。今年我们已经有机会看到我们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长了。”这个思想,直接反驳了马林关于共产党弱小,不联系工人群众的观点,也表明陈独秀在去莫斯科前,是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站在中共二大立场,未接受“二次革命论”的。

斯大林强调“国民党的领导”。1929年12月,陈独秀在《告全党通知书》中说:“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说明陈独秀高举国民党的旗帜,是因为斯大林这样主张的。

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后说,目前我们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但将来终究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是必不可少的。但他认为,为了“纪律和教育”,一切政治事务暂由国民党处理。说明陈独秀当时已在思考,哪怕将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现在也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另一方面,考虑“纪律”,陈独秀不得不把眼前的政治事务,交国民党暂时处理。

向青:陈独秀的错误是为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郑超麟先生曾于1983年9月21日给笔者写信,就笔者执笔撰写的《陈独秀传略》说:“一九二三年所作两文,为人所诟病。但此两文系根据国际指示作出的。见向青所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一文(安徽党史学习研究会所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向青说:“陈独秀的错误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纪律’,相反的而是为了共产国际指示。”——笔者1983年见到郑超麟先生的信后,因未看到有关共产国际的档案,只看到陈独秀、郑超麟等人的单方面的文章,以为向青的观点尚缺少论据。现在,在得到共产国际档案材料的支持后,笔者对于向青的观点予以认同。

2.陈独秀主张“二次革命论”的两篇代表作

《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在中共三大召开前,为了以共产国际关于依靠国民党进行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精神重新统一全党,修改中共二大决议的精神,1923年4月25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22期发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与资产阶级》。1923年11月24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时发现,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上,大家的思想并未统一到中共三大上来。1923年12月1日,陈独秀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在《前锋》第二期发表,以统一党内思想。陈独秀写此文的另一原因,是根据国际的要求,促使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分子,也是最勇敢的先锋队,但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很幼稚,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农民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易于迁徙苟安……难以加入革命。”“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在普通的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取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定……但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3.中共三大受了“二次革命论”的影响

在中共三大前夕,陈独秀写文章提出“二次革命论”,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统一党内思想,因此,中共三大不可避免打上了“二次革命论”的烙印。如: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说工人阶级不强大,“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正是“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在中共三大文件中的体现。

引导工人农民等到国民党旗帜下。中共三大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三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名给孙中山写信,其中说:“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党的旗帜下”,即明确说在国民党旗帜领导下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给萨法罗夫写信说:“目前,国民党虽还不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但我们应该将群众吸收到国民党里来,因为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国民革命运动。”

4.C. P. 中不只陈独秀一人犯了“二次革命论”的错误

“二次革命论”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决议而形成的,因此,共产党内部,不止陈独秀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如:

瞿秋白与陈独秀在莫斯科的争论。陈独秀到莫斯科后,并没有自内心完全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虽然他已经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主张“二次革命论”。瞿秋白1930年1月29日在莫斯科学术会议上说,他在莫斯科期间,与陈独秀也有分歧:“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陈独秀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中国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不要加入国民党这两个问题上,同他有过争论。”说明陈独秀在莫斯科时,内心仍然不同意加入国民党,而瞿秋白在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问题上,走在陈独秀的前面。

瞿秋白: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1923年6月,瞿秋白在其中共三大笔记中说:“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C. P. 要加入国民党。”

瞿秋白的话说明,共产国际强调国民党的领导,工人阶级弱小,共产党弱小的观点(这些观点是“二次革命论”的内容之一),影响的不只是陈独秀一个人。据蔡和森回忆,在中共三大上,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是马林、陈独秀、瞿秋白和张太雷。反对与国民党合作的是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

瞿秋白:接近机会主义。1930年1月29日,瞿秋白在第二次“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学术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其中说:“我们对一系列问题的看法,比如对革命高潮,农民战争的意义等问题,尽管有别于陈独秀,但往往是接近机会主义的。”

罗亦农: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1926年10月28日,罗亦农说:“上海的发动是我们早就做了准备的。并且从一开始就明确,在即将举行的政变中起政治领导作用的应该是这里聚集在日本人周围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注意吸收聚集在街头商贩联合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让无产阶级起首要作用,我们明白我们参加这次发动的任务是,积极促使资产阶级起斗争的领导作用。”

mg游戏平台ios下载,四、陈独秀为什么纠正“二次革命论”

1.国民党反对被改造

中共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条件之一,是改造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反对军阀。陈独秀知道,改造国民党很困难。

孙中山要开除陈独秀。陈独秀1923年夏秋在报纸上刊登一些文章,批评孙中山后,孙中山发火要开除陈独秀的国民党的党籍。马林在信中说:“孙用汉语与廖仲恺谈论一份关于钱的电报,但是他突然用英语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但是我也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在和孙中山谈话后,马林和陈独秀一起分析孙中山发火的原因,认为孙中山所以发脾气,是由于香港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1923年7月发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宣言引起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批评国民党的文章,早就开始了。孙中山以前为什么不批评呢?孙中山发火的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得罪香港和破坏其与英国的关系。但孙中山不能在马林面前过分表示对英国的这层关系,便将矛头指向陈独秀。

中共不能批评孙文主义。针对孙中山向陈独秀发火的事,季诺维也夫1927年4月5日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提到,并作为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依据:“中国共产党是以非常含糊不清的条件加入到国民党里去的一个成分。她不能批评孙文主义这个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说。”

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1924年1月,陈独秀在出席国民党一大的预备会议上说:“虽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帮助国民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运动的发展,但是,几个月来党在这方面无所作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内对此有分歧;国民党本身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

2.党内部分同志对“二次革命论”的批判

对于马林、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C. P. 党内一部分同志提出不同的意见,如:

李大钊:无产阶级是领导因素。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支持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在会上提出三条意见:“一、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二、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该站在运动前列。三、我们已经加入国民党,但还没有工作。没有迹象表明我们没有希望。”说明李大钊反对在国民革命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毛泽东: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二、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三、资产阶级不能领导这个运动。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不可能出现。所以,中国的国民革命只能在世界革命后进行。……五、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反帝运动,而小资产阶级可以领导。另一方面,毛泽东支持了共产国际意见,即同意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里面有农民和小商人。

蔡和森:反对把工人置于国民党旗帜下。1923年6月20日,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批评说,“蔡和森同志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他想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独立工人党”。根据马林记录,蔡和森在中共三大上说:“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指责陈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认为这是违反上述决定的……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孙中山不仅倾向于向军阀妥协,而且也向帝国主义妥协。”蔡和森反对加入国民党,批评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反对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瞿秋白: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的革命阶级。瞿秋白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期间给季诺维也夫写信,说:“无产阶级是唯一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只要他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瞿秋白一方面支持共产国际的决议,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此有“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另一方面,瞿秋白思想中有抵制“二次革命论”的因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革命初始阶段贯彻共产国际决议上的矛盾心情。

邓中夏:无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是领袖。邓中夏在1924年11月发表《我们的力量》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日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他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陈延年:争夺国民党中的领导权。中山舰事件后,1926年4月24日,维经斯基给陈独秀写信,批评陈延年等因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我们的广州地方组织去年所犯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广州的‘三二○’事件无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维经斯基的话说明,陈延年在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权,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要陈延年承担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责任。

3.马林观点受到批评

马林以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虽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仍然受到部分抵制和批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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